虽然学者对中国古代蔗糖生产起于何时争议不断，对糖的质量也有不同看法，但是公认唐代是制糖技术大发展的时代，而发展的转折点是从印度取熬糖法，制糖技术实现飞越。偶然发现的一张敦煌残卷，成为中国糖史上极为重要的史料。
唐初中印文化交流频繁，王玄策就先后四次出使天竺，其中两次是在太宗朝，两次在高宗朝。贞观十七年遣李义表、王玄策使西域，游历百余国。
贞观二十一年，摩揭陀国始遣使到大唐朝聘，使者献上波罗树等奇珍异物，也献上了沙糖。唐太宗见到这种沙糖的质量比大唐的好，我国自制的沙糖易于溶化为浆，外观上既黑又湿，较之摩揭陀所献沙糖，颇为逊色。于是派人到印度学习熬糖法。贞观二十一年出发，到后不久，摩揭陀发生内乱，学习被迫中止，于贞观二十二年上半年经吐蕃回国。史籍没有记载学习的是什么制糖方法，也没有记载制的什么糖，只说效果很好。
成书于659年的唐《新修本草》卷十七沙糖条：“味甘，寒，无毒，功体与石蜜同，而冷利过之。笮甘蔗汁煎作。蜀地、西戎、江东并有，而江东先劣后优”。
正史与药典相呼应，一说“色味愈西域远甚”，一说“江东先劣后优”，十几年的时间效果明显。
《新唐书》讲的是扬州上诸蔗，《续高僧传》讲的是往越州（绍兴）制糖，一个是派人去学，一个是请人来教，应当是两回事。而且，显庆五年是660年，比《新修本草》编成要晚一年，“匠二人”传授的制糖方法应与《新修本草》“新附”所记方法不同。可是这批专家传授什么技术，制出的石蜜或沙糖是什么形状，文献中找不到记载。